1874年3月7日，圆明园正式开工重修。不过，此时修园的时机的确非常不好。法国正加紧侵略越南，作为北犯中国的跳板，直接威胁到中国的西南边疆；日本开始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；新疆又爆发阿古柏叛乱，左宗棠率军西征日夜为难以保障的庞大军需发愁。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十年间，中国的外患内乱不断，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，连办紧急军政大事的财力都无法保证，此时却还要大兴土木重修圆明园，根本就拨不出款来。与重新修园所需经费相比，官员个人的“报效”只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正在内务府为修园经费一直无着发愁之时，一个名叫李光昭的“候补知府”声称愿为修园报效三十万元的木材应急。李光昭原为贩卖木材、茶叶的小商贩，本有前科，后来“捐输”得来一个知府衔，但并未得部照。所谓“捐输”，就是用钱买官或官衔，可以直接交纳银两，也可以为地方公共事业捐银，按清政府规定的“统一价格”，以捐银的多少“购买”不同等级的官衔。
鸦片战争以前，捐输只是用于特例，如筹措战事银饷、赈灾等等，并曾一度废止。鸦片战争以后，清政府财政一直困难，捐输竟变成常例，并日渐成为清政府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。李光昭来京贩卖木材时与几位内务府大臣相识，知道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，便谎称自己在许多省份都购有木材，可以报效。他与内务府有关人员互相勾结，经内务府出面奏请后，他便打着“奉旨采办”名义南下办理此事，而且胆大妄为地私刻了“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”的关防。由于此事办得极不顺利，他只得到香港向一位法国商人购买，签订了购买三船价值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木材，先付定洋十元货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。李光昭回到北京后，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木材“报效”。货船到天津后，同治帝闻讯大喜，急令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，迅速运京。不想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，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，拒绝提货付款。法商当然不干，由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，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李光昭私自废约有意欺诈，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，令其付款并赔偿法商损失。李鸿章本就不赞成此时修园，急忙将此情况奏报同治帝。同治帝大怒，责令将李光昭先行革职后交李鸿章严厉查办。李鸿章在查办此案时才发现，李光昭不仅根本无力购买这些木材，而且欺骗朝廷多报了二十多万元的货价；更严重的是，他竟私自以“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，此案险成外商与“大清皇帝”之间的诉讼，几乎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。李鸿章查明，合同“原文翻译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”与外商立约字样，“诘其何得如此狂悖”，但李光昭却狡辩说中文内无此语，不过中文合同已经丢失。李鸿章又请专人查看洋文合同，证实李光昭“捏造奉旨采办旗号”、擅自以“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”签约。根据有关律令，李鸿章判处李光昭斩监候，秋后处决。
强烈反对修园、但不敢公开反对的李鸿章，知道此案是阻止修园的难得机会，所以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，对李光昭诈骗细节的介绍不厌其详，桩桩件件，不容怀疑，皇帝读后能不龙颜大怒？他在历数李光昭的罪状时，同时就写明律书所规定的相应刑罚，提醒皇上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两罪按律应斩监候。如此这般，李鸿章犹恐不足，在奏折最后再将李光昭罪行概数一番：并无家资却借“报效”之名行欺诈之实；本无存木却称是数十年前购留；定价实际只有五万多却虚报白银至三十万两之多；捏造自己的奉旨采办及圆明园监督甚至被洋商误认为是“李钦使”。“此等险诈之徒，只图奸计得行，不顾国家体统，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，实为众所共愤。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，若不从严惩办，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？”然而，他深知李光昭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，但此事实关宫廷内部权争，非他这种“外臣”、“汉臣”所能置喙，所以最后一句笔锋突然一转，针对皇上要他“严办”的谕旨说道：“惟定例并无如何加严明文，向来似此案件，应仍请旨定夺。”最终，还是要皇上定夺。
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，舆情大哗，人们拍手称快。因为上上下下反对重修圆明园的人数虽多，但在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威压之下全都敢怒不敢言，李案为他们提供了公开反对修园的良机。恭亲王奕訢、醇亲王奕環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联名上疏，痛陈修园之巨弊，恳请急停。他们担心仅有上疏还不够，又再三要求同治帝召见，面陈利害。经过再三恳求，终得觐见。8月27日，晋见皇帝时奕訢将折中所陈数条再一一详细讲解，同治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对他们怒斥一番。军机大臣、吏部尚书、大学士文祥见状伏地痛哭，几乎昏厥，为人扶出。醇亲王奕環则继续泣谏，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。这些初步打动同治帝，同意考虑停止修园。但最后的决定权实际在慈禧手中，于是李鸿藻又上疏慈禧，详论停止修园的种种理由；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与李光昭狼狈为奸、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同治帝在9月9日又召见军机大臣、御前大臣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，同治帝与奕訢、奕環之间竟然反复辩驳。由于群臣都主张停工，同治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，事情到此似已结束。
